上古时代，中国就是一个海洋大国，《世本》载：轩辕黄帝时代，“东至于海”。我们的祖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就把濒临大海的海岸，作为卫护家园的屏障。《尚书·立政》称：华夏先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诗经·商颂》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说明人们一开始就把海洋作为重要的屏障，濒临海洋的政权便有了海防。朦胧的海防意识源于人们对海洋自然特点的认识。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海洋成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场所。据史书记载，夏后帝少康“封于会稽”，立政东海地区，后世越国国君为其苗裔。因为不甘臣服的东海人逃亡出海，不断进行反抗，构成威胁夏政权不可忽视的力量。少康死后，子杼继位，兴师“征于东海”。当然，这时海防的主要对象只限于部族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对反对者进行的军事对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海盗的围剿与征战。除了剿服海盗以外，还有针对朝廷的反对势力，一些割据政权的异己分子有时纠结部分海盗共同威胁朝廷管辖的沿海行政区域的安全。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力量日渐强大，出现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局面。各诸侯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濒临海洋的国家也加入到这种旷日持久的纷争之中。海军是海防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的成立为中国古代海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海军又离不开战船和海战。戈船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用战船，“以载二戈，是谓戈船”。此时，吴国被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齐国为“海王之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越则是“以船为车，以辑为马”。诸侯兼并争霸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场由陆、江、河、湖延伸到沿岸海域，海战应运而生。濒海的齐、吴、越等国创建了舟师，不仅具有海船和水战兵器，而且发生了海战。
由于“海周迴齐、吴、越三国”，鉴于攻防争战的需要，他们十分注意战船的建造，而且也异常重视水海战武器的制作、舟师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运用。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国会合鲁、邾、郯三国军队攻打齐国，吴王夫差亲率主力由邗沟入淮水北上，直抵齐国南部边界，另派大夫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在黄海与齐国舟师进行了一场海战，齐国进行防御，并打败吴国。对春秋历史有精湛研究的清代学者顾栋高称：“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台湾学者包遵彭指出：“公元前5世纪，沿海岸的越、吴、齐三国，平时懋迁，战时军运。”杨金森认为“齐国无疑是有了海上的设防，而从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而言，吴国也有了海上的防御。所以这一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海防建立的标志”。这也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也是第一次海陆协同作战。
      越被吴战败后勾践卧薪尝胆，伺机灭吴。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春，夫差率吴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勾践乘吴国后方空虚，“乃发习流（水兵）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卸千人戍吴”。与此同时，在陆上也有了设防。越国为保卫其都城会稽，在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的战略要地、离会稽20公里处建石塘和防坞等海防工程，以遏吴军的进犯，在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从会稽“徙都琅邪”，随行的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在今萧山县西建西城，屯驻兵船，以固防守。这些防御城池的建立，当然不完全是防御从海上来的敌人，但敌人若从海上来，这些防御设施也一定能起到防御作用。（李兆春  高新生）